曰慈，曰检，曰不敢为天下先。

　　正如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 William Spiegel)所说的那样：“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被认为是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广泛综合。”这个使法律、经济学、伦理学发生相互关系，因而使之可以进行广泛综合的基本单位就是“交易”。康芒斯正是通过对“交易”概念的提炼和深入分析，使法律与经济学具有了相互关联性。“交易”是康芒斯提出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康芒斯认为，传统经济学一直以商品为基本经济范畴。这是一种物资经济学。事实上，“交易”才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形态，因而才能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他解释说：“我一直在设法解决可能用什么作为研究的单位，这种单位要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经过许多年，我得到结论，认为它们只有在一种交易的公式里结合在一起，与商品、劳动、欲望、个人和交换那些旧的概念不同。所以，我用‘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

　　康芒斯把“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康芒斯认为，这三种活动单位包罗了经济学里的一切活动。而且，由于这些交易是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或者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社会活动的单位，那么，“它们的性质是伦理的，也是法律的和经济的。”事实上，正是这些交易活动，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了一起。

　　那么，康芒斯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交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是在法律和习俗的作用下取得和让与对经济数量的合法控制权的手段。他进一步说明，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交换，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康芒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是由于他认为所有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权，生产和消费就不能进行。”因此，在康芒斯那里，所有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制度经济学，换个说法，就是所有权经济学。这样，康芒斯就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学解释出发，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带有浓厚法律色彩的“交易”。

　　从老派经济学家的“交易”是商品的实际移交的意义，变成把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转移的制度上的意义，康芒斯认为，这是经济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它使人们从传统的只重物质产品的物资经济学转到重视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因素的制度经济学。

　　康芒斯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理论

　　康芒斯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利益和谐理论和“法制决定论”之中。这三大理论，每一个都反映出康芒斯对法律在经济生活中所起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

　　(一)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

　　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开篇就提出：“我的观点根据于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在这里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康芒斯说明，自己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之所以把集体行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因为，“集体行动，不仅通过立法而且通过解释立法的习惯法判决，承受商业或劳动的惯例，并且按照法院认为是否有利于公众利益和私人权利，支持或是制止个人行为。”

　　在康芒斯看来，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目的与结果总是对个人有益，因为正是集体行动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权利、义务以及没有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集体行动要求个人去实行、避免和克制；集体行动产生安全、服从、自由和暴露；集体行动的运行规则和统治权是贯穿一切经济行为的共同原则；集体行动还通过它的帮助、强制或阻止来决定一个人能或不能、必须或不必、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制度，正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因此，集体行动的意义就在于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建立一个行为规则，以指导和约束变化无常的个人行为，从而使个人行动符合社会的利益。而这个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建立行为规则的最重要的集体行动，在康芒斯看来，就是法律。

　　(二)利益和谐理论：从冲突中造成秩序

　　康芒斯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这种“交易”包含了康芒斯所谓的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三种社会关系：冲突、依存和秩序。康芒斯认为，对于三种社会关系中的“冲突”，以前的经济学总是把消灭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它们只研究未来的理想化的协调，而不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进行科学研究。而他的工作则是研究如何从冲突中产生秩序。在康芒斯看来，交易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调节，而调节一切社会冲突的公正仲裁人就是国家，体现为法院。在这里，康芒斯充分强调法律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证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可以协调的，康芒斯特别举出威斯康辛州经过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订立失业保险法案的事例：起初，在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失业保险法案上，威斯康辛州代表雇主利益的制造家协会和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工联合会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与分歧；然而，雇主与工人之间又有共同的利益存在，他们相互依赖。于是由州产业委员会出面，组织了一个有劳资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的咨询小组，负责制订州失业保险法案。这个小组由一名州产业委员会代表担任主席，雇主代表和劳工代表各有三名。当保险法案最后拟成时，它通过了立法。这样，“事实的发展是雇主的一派和工人的一派被变成一种集体雇佣合同的谈判者，由立法机构决定了他们意见不能一致的问题。”经过多次集体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使相互对立的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了协调。康芒斯还特别指出，这种经过对立各方之间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们是由雇主和工人共同拟订的，不是由一些完全不懂产业业务的法律家和议员来拟订，因而它们是切实可行的，雇主和工人双方都可接受。康芒斯认为威斯康辛州是一个缩影，它充分证明，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积极营造一种合作精神，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三)“法制决定论”：法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康芒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三种利益协调方式，或者叫三种制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中，康芒斯最为重视的是法律制度的作用。将法制视作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康芒斯经济学说的最大特点。

　　康芒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制：法院保证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归因为法制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法律制度。比如，美国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主要就是反托拉斯法的作用。康芒斯强调最高法院的意义，认为最高法院在美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最大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美国宪法的特殊规定，财产和自由的解释归最高法院管辖，最高法院是最终的权力，它高于任何行政机构和任何行政官员，因此，“最高法院成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康芒斯建议把法院的判例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在《制度经济学》最后一章中，康芒斯还对最高法院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作了阐述。康芒斯指出，美国之所以走向与德、意法西斯国家不同的金融资本主义道路，最高法院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它在美国抑制了辛迪加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康芒斯看来，辛迪加资本主义是向法西斯主义过渡的桥梁，德国和意大利就是由此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但是在美国，“这些辛迪加始终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不合理的对贸易的限制，加以禁止。因此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实行控股公司和追随领袖的方法。”

　　在从多方面说明了法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后，康芒斯指出，法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世界大战的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行政统治权；也不是1689年以来英国的立法统治权，而是1900年以来最高法院的司法统治权。它的行政工具不是独裁者的命令，而是法院的禁令。”